破四旧

红卫兵发起的破四旧活动，主要是在毛泽东接见、林彪讲话和传媒的鼓舞下，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形成大规模运动。

运动最初是破除某些旧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称，禁止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婚礼、教育“革命化”等等。但是短短两三天之内破四旧就发展为大范围的破坏文物古迹，砸烂教堂寺院，焚烧图书，打人，抄家，驱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巨大的社会混乱和血腥的“红色恐怖”。

两类破四旧

老红卫兵

针对整个社会的破坏，主要有：

对“五类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范围十分宽泛的政治边缘人群的住所实行搜查，没收私人财产，俗称“抄家”。在文革前的运动中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之类的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但是 8 月 19 日开始的大规模的抄家和砸毁文物图书字画的行动却被冠以“破四旧”的名义，被当成赤裸裸的抢劫和中饱私囊。北京市有 11.4 万户被抄家，上海有 10 万户被抄家。而且斗争的对象不断扩大，范围十分宽泛，除了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外，通常还有资本家、部分小业主、被批判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学校的校长、老师）、“学术权威”、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等。
砸毁文物、破坏古迹、捣毁寺院教堂等大型破坏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活动是在前一类的破四旧活动出现几天之后才发生的（而不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马上发生）。如最早的北京市的大规模文物破坏开始于 8 月 23 日。这种活动有明显的规模型和组织性, 如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中，有 4922 处在文革期间被毁，大多数毁于 1966 年 8——9 月即破四旧期间。
驱逐所谓“四类分子”等人员离开城市，遣返回乡。破四旧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首先发布通令，驱逐被认定为“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市民离开北京市，后来逐步扩大到“五类分子”（即再加上右派），“六类分子”（再加上资本家）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9 月份北京有 7.7 万人被赶出首都，全国近 40 万人被迁出。后来北京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四类分子”的恶性事件。
打人、关押、人身折磨等疯狂的暴力行动。破四旧运动期间打人成风，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进行殴打、监禁、强迫劳动等非人的摧残，打击面严重扩大化，许多教师和学校领导遭到红卫兵残酷殴打，许多人仅仅因为出身不好被迫害。不少人不堪侮辱而自杀。人身侮辱、打人和酷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红”八月中北京就有 1722 人被打死。比如农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纠察队”8 月 26 日一次殴打 131 名“非红五类”师生（占全校“非红五类”的 2/3），造成骇人听闻的“8·26”事件。

这些红卫兵的行为多数反映了“红五类”子女中的核心力量，即当时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的利益和立场

自白书

19660914，西纠警告通令：
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复辟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造反派

社会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这一点为官方媒体所肯定，主要有：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如“飞机头”等港式发型，“牛仔裤”和各种港式衣裙，“火箭鞋”（即尖头皮鞋），“下流低级的照片”，“黄色图书”以及香水、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均受到批判甚至被强制取消。甚至连抽烟都被禁止。最典型的是北京 26 中红卫兵总结的《破旧立新 100 例》。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但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采取了强制的方式，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要商店停止销售“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们主张的积极意义，引起市民的不满和恐慌。官方媒体起初报道红卫兵对发式服装的要求，后来只笼统地称赞红卫兵破除旧习俗，而回避具体内容。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红卫兵更改地名、商店招牌的倡议多是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对社会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破坏，而且也不涉及现实利益。因此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赞许性的报道，各地的领导和群众也多顺从青少年的要求。“扬威路”（苏联大使馆前的一条路）改名“反修路”的行动还拍成了纪录片。这也使得 8 月份的《人民日报》呈现一个滑稽的局面：一方面称赞红卫兵在进行仿佛是开天辟地的伟大行动，另一方面一涉及到具体内容，就只剩下商店街道改名这样的形式上的东西了。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几个月来官方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极端化、形式化的结果。最典型的是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的“像章热”和把街道都刷上红颜料和宣传画的“红海洋运动”。当然还有无数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到处树立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中央不得不一再发出“勤俭节约闹革命”的号召，毛泽东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因此中央对塑像和像章的规格都做了严格限制（所以今天看到的毛主席像基本都是一个姿势：“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经济收入方面，红卫兵反对高薪制度和高利息，并且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最典型的即批判“三名三高”，即名教授，名演员，名作家，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如“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长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红卫兵还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这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由于公私合营后资本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定息，知识分子有极高的稿费，干部不仅有高工资还有各种福利保障和特供商店，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则是“物质刺激”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经济收入都远远高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普通市民，住房相对宽敞，生活比较富裕，因而招致一些市民的不满。对私有房产的剥夺，也反映了当时城市居民的住房紧张问题。政府采纳了取消奖金制和物质刺激，停发定息，没收私有房产等建议，但基本没有改变原有的工资制度。
社会生活方面，红卫兵提出一些意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崇尚体力劳动者的风气。如红卫兵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红卫兵改革医院某些制度的建议反映了当时普通市民子女的视角，如：“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破四旧中，还有从青少年角度对成人的要求，用革命的词句，表达了对传统家长制的反抗，如“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不许虐待非亲生子，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